■ 邵弹声

    黄山市中心城区——屯溪区，现辖老街、昱西、昱中、昱东四个街道和黎阳、奕棋、新潭、阳湖、屯光五个镇。全区地处新安江上游，渐江、横江、率水交汇处，四街五镇依江而布。总面积280多平方公里（含“市经开区”）[1]。这一区域史上从南朝陈天嘉三年（公无562年）至建国前，一直为休宁县属地。由于不是郡、邑治所，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仍没有一部独立志书，完整地记载其历史文化。因此人们对其历史文化的认识非常淡薄，更无完整的概念。今天，笔者全方位回眸这片大地，重新审视历史进程，梳理出下述八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可以看出中心城区（屯溪）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同时也凝聚了今天这座城市不可忘却的记忆。
   （一）远古时期（公元前十世纪前后）：1959年3月在城西横江南岸，奕棋龙井村南1公里处，发掘的两座西周墓葬，出土文物102件，有陶器、釉陶器、铜器、玉石件和漆器残片等五类。其中青铜器20件，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1975年同样在奕棋的下林塘（白象堆）挖掘了两个探方（各为5×6平方米），下层内涵物主要是石器，据文化特征鉴定为新石器晚期遗址。以上文化遗址说明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这里已有人类居住。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更是认为，屯溪西周墓葬出土的陶器、釉陶器“已接近近代瓷器的水平，是我国陶器结构史上的重大发展”。可见中心城区（屯溪）在西周之前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存在。
   （二）东汉三国时期（公元22-220年）：吴主孙权派武威中郎将贺齐，率兵溯新安江而上，在渐江、横江、率水等众溪聚汇之处屯兵，征讨、平息了金奇、毛甘（歙）和陈仆、祖山（黟）为首的山越部落，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继歙、黟之后，在此建立了新安大地上第三个邑治——犁阳县（后改黎阳县），属新都郡（同时新建的还有休阳县）。时新都郡辖歙、黟、黎阳、休阳及始新（今淳安）、新定（今遂安）六邑。直至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撤黎阳县并入海宁县（今休宁县）。其间除去暂短的变动，黎阳古邑在历史上实际存续的时间达200余年。这是1800多年前，在古徽州较早设立的邑治之一。
   （三）晋、唐、宋时期（公元256-1279年）：我国中原地区先后受“永嘉之乱”、“安史之乱 ”、“靖康之乱”影响，大量移民三次南迁。东郊篁墩成为我国东线移民的迁徙集散地。据史料记载，先后有88个中原氐族迁入徽州，其中大多数氐族经此陆续扩散至徽州各县及华南各地；篁墩成为我国移民史上著名的三大迁徙地之一。新安理学北宋奠基人程颐、程颢，南宋的集大成者朱熹，其先祖均出自篁墩著名氏族。故篁墩有“程朱阙里”之称。许多著名氏族的历史文化润源都与篁墩有密切联系，篁墩亦称“徽州第一文化村”。
   （四）明代（公元1368-1644年）：
   （1）著名数学家程大位（公元1533-1606年），出生于率口乡前园村（今昱中街道前园社区）徽商之家。少年时随父经商，深感计数不便，经二十余年苦心钻研，于1598年编撰完成了《算法统宗》十七卷（后更臻完善《算法纂要》四卷）。《算法统宗》全面评述了我国传统珠算的规则，确立了算盘的用法，完善了口诀，收集整理了当时流传的595道难题的解法，堪称我国十六——十七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著作。明末即译成日文，传入日本，开“和算”之先河；清代前期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各国，成为古代东方数学名著，影响深远。（程大位另一发明为“丈量步车”）。今中心城区前园社区的程大位故居，现已辟为“珠算博物馆”，为全国文保单位。
   （2）程氏三宅：座落于今昱中街道柏树街东里巷六、七、二十八号，为经典的徽派明代民居。相传为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家族的祖居。距今已近600年。其中六号民宅至今存有当年产权转让的契约文书（藏于屯溪区博物馆）。程氏三宅共占地477.6平方米，均为五开间两层穿斗式楼房，其科学的木结构和精美的莲花托、包袱梁装饰，堪称明代民居之珍品，其历史、文化价值很高。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即被收录入《中国名胜大字典》。现为全国文保单位。
   （五）清•乾嘉时期（公元1736-1795年）：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学者、“乾嘉朴学”的领军人物戴震，出生于城西隆阜中街的儒商世家。幼读私塾，善思好问。十八岁随父经商，二十岁返乡拜婺源名儒江永为师，研究学术。二十六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补县学诸生，三十三岁入京，后六次进士未第；至五十一岁入《四库全书馆》任专职纂修官。戴震天文、历算、历史、地理、音韵、训诂……靡不精通。他以《广韵》为底本，创立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学说和阴、阳对转理论。他将《永乐大典》中《九章》等七种算经加以整理，撰《迎日推策记》。一生“由声音文字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的方法”，对经书和其他经典作了创造性的疏证。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仪礼考证》、《中庸补注》、《方言疏证》、《勾、股、割圜记》等五十余种。戴震五十三岁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五十四岁病逝于京。灵柩运回故乡，葬于今城西南郊——鬲山东边的九山头北麓。戴震一生的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是我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是那个时代科学精神的代表”（胡适语）。其故居“摇碧楼”，1924年创立“隆阜戴氏私立东源图书馆”，即东源先生藏书楼，今为市文保单位。“戴震纪念馆”1986年正式开馆，2003年4月迁至屯溪老街立新巷一号。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排列了我国82位伟人，戴震作为古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位列19位（黄山市仅此一人）。《清史稿•儒林传》有戴震传。
   （六）明、清至民国初期（1368—1920年）：屯溪商业古镇形成和繁荣时期。受南宋移都临安（今杭州）影响，从京都深入徽州腹地的新安江水运业开始兴盛，地处徽港的黎阳街首先成为繁华街市。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隆阜人戴时亮在横江口倡建镇海桥（今老大桥），使黎阳街市跨过横江，延伸至桥东的“八家栈”（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由率东徽商程维宗投资兴建的47间店铺、货栈）。由此逐渐形成黎阳街、西镇街、“八家栈”并沿渔埠头、盐埠头、镇东阁继续向下延伸的屯溪商业街市。“康熙休宁县志”称屯溪街“镇长四里”。随着水运业的发展，屯溪码头形成上通休宁上溪口（率水）、黟县渔亭（横江），下经歙县深渡、街口至杭州并连通京杭运河乃至钱塘江出海的重要水运交通枢纽。新安江航线成为徽州腹地人流、物流、信息流最便捷的进出大通道。屯溪古镇成为皖、浙、赣三省边陲的重要商埠。应“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古徽州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地域品牌——“屯绿”，于明万历年间在此萌生；收购加工“屯绿”毛茶的茶号遍布屯溪街及周边乡镇，最多时达200余家。从事茶木、土特产运出及徽州腹地日需商品、粮食、布匹运入的木帆船多达千余艘。“屯溪船民”队伍一度增至四、五千人。每年仅从屯溪码头装运出口的茶叶船只就达壹万余船次。明中期至清后期、“二次大战”前后期为生产、出口“屯绿”的鼎盛时期。至清光绪年间，“屯绿”外销遍及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外销量达12万担以上。《清史稿•地理志》称屯溪为我国《茶务都会》。与此同时屯溪街也逐渐形成集钱庄、典当、银楼、药材、京广百货、丝绸、纸张、制墨、烟酒、盐糖、锡箔、瓷器及酒楼、饭店等相当繁华的街市，涌现出众多的商业老字号。清末安徽省的“茶厘局”、“盐公堂”、商会等均设在屯溪。至民初，标志着现代经济、文化生活开始的邮政（1902年）、电报（1911年）、中华银行（1912年）、电灯（1921年）、电话（1921年）、公路（休屯公路1927年）等机构、设施及各类新兴的中小学校（如隆阜女中1922年）也首先在此设立。1925年3月，近代作家、绩溪人章衣萍在《古庙杂谈•四》中已将繁华的屯溪镇，称为“小上海”了。
今天，屯溪古镇的核心地段——屯溪老街，已被授于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同德仁药店”、镇海桥为省级文保单位。
   （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本地区展开地下革命活动：1931年中共屯溪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有党员4名）；1933年党的地下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同年6月1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200余人搜捕了正在城东篁墩西北小练村参加秘密会议的部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场杀害22人，另有20余人，凌晨被押至屯溪汽车站门前杀害。这就是著名的“小练烈士惨案”；1935年6月19日，中共闵、浙、赣省委交通员吕坚龙、凌叙生也在屯溪汽车站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创建皖南、浙西新苏区，党的早期领导人方志敏非常重视皖、浙、赣三省边区工作，1933年12月特派李杰三到屯溪，建立皖南特委，进一步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并任命李杰三为首任皖南特委书记。特委机关就设在屯溪老街“合记春号”国药店内。中共皖南特委先后在16个县建立了中心县委及23个县、区委，革命烽火燃遍皖南。
   （八）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继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沦陷以后，华东大部分地区也很快被日寇占领。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腹地屯溪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华东最大的一片未沦陷区。随着国民党第三战区、二十三集团军退守皖南，大批随之而来的皖、浙、苏、沪国民党军、政、宣、教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学生以及为逃辟战争蹂躏的难民，住满了屯溪及周边乡村的民宅大院、祠堂庙宇。人口一度达到20余万。屯溪地区成为我国华东后方抗战的中心。人口的骤增，街市空前繁荣，饭馆、酒店、旅社、澡堂生意尤其火红。屯溪地区也随之进入了抗战的非常时期。这段八年抗战的历史，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也是所有曾经来此避难的爱国同胞的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
以上就是中心城区（屯溪）从建国前上溯至远古三千多年时空长河中，八个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每个时期跨越的年代不等，但都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页，也是历史的最亮点。限于篇幅，仅作梗概阐述。尤其在人文历史方面，除了明代的程大位、清代的戴震外，从东汉三国开始直至当代1800余年的历史时空中，生于斯、业于斯、行于斯的各类历史人物灿若星河。2012年《屯溪区志》已纳入人物传的有155人——清代以前78人）。在仅仅280多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上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在古徽州的大地上确是罕见的。
    认识屯溪地区的历史文化，首先必须把当今的“四街五镇”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来看待，不应碎片化分割。由于历史建制的原因，过去人们认为屯溪的概念仅是屯溪老街的核心区。民国设立的“屯溪五乡镇”，更是把屯溪镇与率口（今屯光）、高阳（今高枧、黎阳）、阳湖、隆新（今隆阜、奕棋、新潭）四乡并称。以至有人认为“昱城”仅是黎阳的简称；篁墩虽早期为休宁县辖地，但后来相当长时期是歙县辖地，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黄山市，与梅林同时划入屯溪区。故人们传统上不认为它是屯溪地区。这种建制上的多区块分离，导致了对这一区域历史文化认识的碎片化。笔者赞成有学者提出的“屯溪地区历史上是古徽州一处完整的地域单元”这一定义[2]。这一地域单元是以新安江为纽带，以渐江、横江、率水交汇处的屯溪老街为核心，上至率水北岸的孙打渔村及南岸的鬲山、横江北岸的梅林、竹林村，下至渐江北岸的篁墩及南岸的花山为止的一片南北宽约十五公里、东西长约二十公里的区域。即今“四街五镇”范围。其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演绎始终独立地围绕着徽州人民的母亲河——新安江而展开的。（水运交通历来是国内外古代城镇最初形成的的首要条件）。从前文所述的史实可以看到：东汉吴国贺齐征讨山越，这里是屯兵点；中原移民南迁这里是迁徒集散地。（有史料证实，徽州陈氏始祖陈禧，为避‘安史之乱’，于唐广明年间，从河南辗转浙江桐庐，就是沿新安江溯流而上进入徽州的）。明初屯溪商业古镇的兴起，至近代党的地下革命活动的深入、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华东后方中心，无不与新安江的水运交通条件及地理位置有关。这里不是郡、邑治所，却是徽州主要氏族和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创始人的祖居地，本土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的起始点，也是古代徽商、文人雅仕进出徽州的主要码头。在古徽州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发展中，其地位和作用，不亚于“一府六邑”任何一个治所；其商业重镇的地位也不是用“一邑总市”所能概括的。正因为这样，建国后这里一直成为徽州地区、黄山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是交通条件已经由古老的水运交通更替为航空、公铁等现代化交通了。历史已经将这片区域归为一个整体，也逐渐整合成中心城区独立的历史文化单元。
    正面认识抗战时期屯溪的历史。这段历史，时间虽短，但在屯溪近代史上意义重大。不能因为当时这里是“国统区”，就仅仅认为是“人口恶性膨胀”、“城市畸形发展”，是“达官贵人”逃避战争、享受生活的天堂，而没有看到国共两党领导军民共同抗日的主流及对全国、对华东抗战大局的影响。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值得一书：（1）抗战爆发，随着皖省政府、三战区前敌司令部迁至屯溪，在军事战略上这里是我国西南大后方（重庆）通向华东抗战前沿的桥头堡。1938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正式成立，四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就从江西南昌迁至屯溪以东的岩寺镇，在编制上归属三战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毅及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为集结新四军北上抗日，都曾来过屯溪。国民党三战区前敌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也都亲临屯溪。三战区抗日将士利用皖南、浙西、黄山山脉为游击根据地，对沪、杭、皖、赣及长江沿江主要交通线点，展开游击战，牵制敌伪兵力，使其疲于奔命。许多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如军统头子戴笠及陈纳德的飞虎队轻型飞机都曾来过屯溪。（2）抗战开始，小小的屯溪地区就接纳了国民党苏、浙、皖、沪大批党、政、军、教机关、团体，安置了人数数倍于已的避难百姓。仅省级政治、特务、军事、民选机关单位及大中学校就达400余个，新闻记者200余名，银行、金融机构10余处。这些机构、学校均散居于“屯溪五乡镇”的民宅大院、宗祠寺庙里。如三战区司令部驻在屯休公路北侧的下约山村；三门呈洪家大院住省政府机关及邮政局；老街东口的“江西会馆”是几家报社驻地；黎阳邵家祠堂（今一中）住国民党军政干训班；阳湖柏山寺庙为内迁的南京中学、皖中驻地；西郊的鬲山寺设有抗日民众教育馆（阅报社），爱国书画家、江苏临中教师李大千全家就住在观音上殿；山下傍霞村、雁塘村的姚氏、江氏祠堂也都住满了江苏临中的师生，等等。老居民们说，那时屯溪的城乡家家户户住房的阁上（楼）都住了“下江人”和“跑反”的老百姓，这里真正成了战火揉躏下的平民避难所。（3）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举办战时防空、防毒、救护、抢险知识，带领学员和学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演出抗日歌（话）剧。还曾在老街东口的江西会馆门前举行抗日歌泳大会。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和“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人数达到1500余人。在屯溪的“中央日报”（安徽版）、“中国日报”、“大公报”等坚持出版发行；各学校及进步人士自发编写出版抗日宣传刊物，如“烽火周刊”、“国难周刊”、“皖南人”等十余种。整个山城完全笼罩在抗日救亡的氛围之中。（4）山城火热的抗日活动引起日军高度关注，由于地形所限，难以从地面上占领这片地区，便多次派出军机进行轰炸。其中1939年7月22日（即农历六月初六）和1940年10月26日两次轰炸最为惨重，先后有同胞50余人殉难，100余人受伤。西镇街、老街下街头大批店面、住宅被炸毁。第二次轰炸，因当时的皖南行暑主任、爱国将领戴戟已经事先带领军民在华山、老虎山一带挖掘了多处防空洞，民众经过了防空训练，伤亡人数大为减少。但“六月初六——日本佬炸屯溪”山城老居民都刻骨铭心，尤其杨子坑口埠头上几十位同胞殉难的惨景更激起了国恨家仇，1944年4月25日屯溪400多名青年学生踊跃参加远征军，奔赴抗日前线。山城各界也召开抗敌组织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义卖”活动，厉行节约，筹集大量钱款，支援前线。（5）国际“工合”组织总干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39年5月来屯溪作“工合”运动演讲[3]。7月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与参与下，“工合”组织驻浙皖办事处首先在屯溪成立（今老街还淳巷5号），为打破日军封锁，利用“难民”游资，创办了造纸、印刷、漂染、纺织、机械修配等“难民工厂”。“工合”自身也直接创办了缝纫、织袜、制伞、农机具合作社、工厂30余家。并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扩大竹、木、桐油、茶叶和纸、墨、砚等手工业生产。叶挺将军动员新四军战士将战场遗弃的弹壳、钢铁及其他一些废旧物品，送到“工合”工厂，生产钢盔、行军锅、马鞍等。这些实业的创办，既解决了避难百姓的战时就业问题，也为受到敌人封锁的山城群众提供了日常生活必需品，还有力地保证了前线部份军需品的急需，更为日后屯溪工业的起步打下了基础。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短短的八年抗战期间，屯溪人民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巨大的，是屯溪近代史上最亮丽的一页。在华东地区的城镇中，可能也是仅有的。当然八年抗战期间，也确有少数“达官贵人”在此逃避战争，过着奢侈安逸的生活，但与上述火热的抗战大局是不足一比的，更不影响我们正面认识这段历史。
    正确认识和发掘、保护伴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而产生的众多物质遗存。过去由于对历史认识的不到位，城区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淡化了。文字记载、文物实体和一代代人的口碑流传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三种主要形式。文字记载已有“方志办”专门编纂，不再赘说。中心城区（屯溪）历代的文物遗存、遗址似乎都有。充分认识它的文史价值，进一步做好发掘、保护、利用工作是传承历史文化的必需。除现有的两处明代国宝级文化遗存外，新石器晚期和西周墓葬出土的文物，在本地应有复制品展现（原件在合肥省博物馆）；篁墩的中原移民迁徒集散地遗址，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尚有“程朱阙里”牌坊、“程氏统宗祠”、“世忠庙”、等一批遗址、遗物，今日似乎都湮没了。篁墩与山西洪洞的“大槐树”、福建宁化的“石壁村”是我国移民史上三大著名迁徒地。“大槐树”是明初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迁徒集结地。今天已是山西的一处省级文保单位和全国著名的寻根问祖旅游景点。实际上篁墩在我国移民迁徙史上跨越年代之长、迁徙范围之广，其他两处均比其不及。2013年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已有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修复保护程朱阙里文化遗存的提案”。近年，程元谭墓、程灵洗墓已修复，程氏宗族祭祀活动也已开始，“程氏统宗祠”的复建据说已在筹备。但还有一些重要遗存，如东晋第一位新安太守“黄氏积公墓”还在一户村民房后的柴棚之中，“程氏统宗祠”原址上建了校舍，现仅剩基址。笔者曾亲见多位寻根问祖的北京人、浙江人到此，见此情景都深感遗憾和伤心。篁墩移民迁徙地和“程朱厥里”是很有挖掘、开发价值的文物遗址，必须很好统筹规划。城区周边的名人墓葬很多，除了篁墩的黄积、程元谭、朱师古、程灵洗、萧祯等墓外，还有西郊的戴震墓、叶棋上林塘的范涞墓及瑶溪的近代章秋阳墓、小练的烈士墓等等，都是屯溪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后人不应淡忘。镇海桥已是省级文保单位，是470多年前屯溪商业古镇兴起的见证物，也是那时从横江口，至钱塘出海的数百公里新安江江面上第一座桥梁。应进一步展示她的历史旧貌（如桥志、桥碑、桥阶等）加以保护。屯溪老街虽已驰名中外，但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包括徽派建筑店堂街面、传统商业老店号和历史文化内涵还大有扩展空间。目前屯溪域内还有少量的清末民初建筑（如老茶号、私宅等），应作为历史建筑整理保护。隆阜的东源藏书楼（摇碧楼）是市文保单位，不应任其冷落、衰败。二次国内战争至抗日战争时期文物遗存，除皖南特委机关外，华山岭、老虎山上的抗战时期“防空洞”是很实际的“爱国主义教育遗址”，不能忽视他的存在。1938年建在新安公园内的“七七”抗战纪念碑，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存在四十余年，作为历史纪念物老居民们都希望重建。老汽车站前（昱中花园）烈士殉难地、“扬子坑口日寇大轰炸同胞殉难地”等等，都有建造历史纪念物的价值。所有这些文物遗存、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且较零散，但他构成了中心城区（屯溪）一条完整的历史记忆链，见物思史，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中心城区非物质文化遗存也不应淡忘。如“黎阳仗鼓”，这个接近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存，是当年古山越人应战吴国军队的“战鼓”，经岁月的演变，逐渐成为黎阳人祭祀汪华的一种礼仪鼓乐，其历史文化的内涵非常深远。“黎阳仗鼓”绝不是休宁的“德胜鼓”，它是由笛子、仗鼓组成，配以大锣、旗幡；声音尖厉、粗狂，曲调节奏呈行进状，显然有山越人的文化遗风。鼓点的谱子是老“工尺调”，今天仅有少数黎阳老人记得，不抓紧抢救、挖掘，有失传的危险。再是黎阳的“靖阳节”（即农历八月十三磨豆腐），这是曾经长期流传在中心城区（黎阳）的一项民俗文化，建国后逐渐失传。近年黄山市研究和纪念汪华的文化活动正在兴起，每年清明节前后似乎都有活动，然而在我们身边延续千百年的汪华民俗文化却失传了。有史料证实，汪华当年起兵就将新安郡府从黟县迁至离黎阳不远的休宁万安山，黎阳是汪华先祖、（孙）吴湘东郡守汪澈的“食邑封地”，古黎阳的敦睦里（今高枧）是汪华首位妻子钱英瑞的家乡，即汪华之子汪建的外婆家[4]。“靖阳节”——八月十三磨豆腐，是有着汪华家族文化内涵的传统民俗节庆，值得传承和开发利用。除此，还有“屯绿文化”和“屯溪船民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传也有挖掘、整理的价值，因为她们都深藏着古徽州（屯溪）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历程的厚重文化。
    历史文化传承的第三种方式是口碑流传，民间记忆。屯溪是一座移民城市，清末民初之前在此居住的原居民今天不到三分之一。许多人家的家族史就是徽州或者屯溪一个侧面的历史缩影。现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倡导平民“口述历史”，打造平民记忆库。近年已在报刊或网络上看到一些与屯溪历史有关的亲历者写的回忆文章。尤其是近代遗民，抗战时期，本地及江、浙、沪等地的许多家族与屯溪这座小城都结下了不解之缘。笔者随手拈来，在晨练中就遇见两位老人，他们的父亲都是抗战时从外地进入屯溪的。一位姓蔡，父亲是上海松江人，抗战开始，随省邮政局南迁屯溪，住三门呈洪家大院，有缘与洪家闺女相识、相恋、结婚。抗战胜利后夫妻回合肥省邮局。建国后，1959年又下放徽州，不久父亲不幸去世，弟妹四人，均在祁门或屯溪工作，直至退休。还有一位姓张，父亲江苏溧水人，为逃避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至杭州，娶妻成家，在富春江、新安江中开火轮（即小轮船）。抗战爆发，为逃避战火，特意将家安在屯溪，住柏树街东里巷。夫妻育有十个子女，全在屯溪长大。张姓老人，五十年代上叶在屯溪中学毕业，考上安医大，毕业后分配到蚌埠，做胸外科医生直至退休，现已在屯溪江南新城购房，安度晚年。其九个弟妹，均在屯溪企业工作，都已退休，父母死后就安葬在黄口南边的山上。以上两家至今都已繁衍到了第四代。这些平民历史无不与屯溪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们家庭的变迁无不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原貌。
    中心城区（屯溪）的历史文化如此悠久、丰厚，是我们今天这座城市发展的文化资源和软实力。“历史与文化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王歧山语），他的价值不是仅仅用旅游经济开发利用的价值可以诠释的，应该还要往前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又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古徽州的先人为我们保存下了黄山绝美的山水自然风光，也为我们创造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在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城市的征程中，我们已经打响了“黄山牌”，但“徽文章”还大有篇幅可做。如果说“青山绿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骨骼、肌肤，那么厚重的历史文化便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是须臾不能忘却和离开的。

   备注：
   [1]市经开区原来包括屯溪区新潭镇引充村及休宁县、徽州区部分村落。2015年7月7日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将徽州区长源村、仙和村、长林村及休宁县蕉充村、霞高村、陈坑村、甄山村正式划入屯溪区新潭镇。合计面积35平方公里，人口约1，4万。
   [2]见汪邦铭“屯溪历史文化现象及其价值”（2002年7月《徽州文化研究》第一辑。
   [3]抗战爆发不久，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与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工合”组织国际委员会，艾黎为总干事兼东南区办事处主任。“工合”组织在公办民助原则下，根据条件和可能，自愿组织各类生产合作社，既解决战时失业人员就业，又突破日军封锁，为民众和前方提供日用工业品。
   [4]见孙承平“黎阳古镇和汪氏宗族”（屯溪文史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