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起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曾长期在教育系统从事语文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先后担任过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国文教员，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贵州省教育厅秘书及中华职教社名誉理事长等与教育有关的重要职务。他的著述颇多，主要专著有《词和句》《写作方法入门》《职业青年的学习和修养》《哲学概论》《生活的智慧》《写作方法讲话》《工作与学习》《怎样演讲》等。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要职，忙碌于各种公务活动，但一有闲暇便投入到教育事业尤其是职业教育的研究思考之中，他始终不改教育人的初心，虽至耄耋之年，依然钟情于此，他曾言：“当教师仍是我的志愿”。从孙起孟先生辉煌而曲折的百年人生，我们深切体味到一个心中有大爱，满腔报国热情的时代骄子的不凡与博大，他的百年坎坷人生恰似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纪传奇，读之耐人深思与寻味。本文试从孙起孟《写作方法入门》一书的内容出发，去探究孙老广博深邃的教育思想和人生智慧。

《写作方法入门》一书于1936年7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迄今已跨越了八十余载漫长的时空间隔，彼时孙起孟先生任职《申报》周刊，是他担任编辑期间出版的有关写作方面的论著。在此前的六年里，孙起孟先生从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经历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苏州中学的国文教师，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秘书以及《申报》周刊编辑等不同岗位和职务的锻炼，他当时虽然年纪轻轻仅25岁，但也在风云变幻的旧时代，得以深入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接触到极其广阔而又复杂的社会，其人生阅历已然十分丰富，加之他勤于钻研，能够慎思笃行，对整个时代的发展和脉动有了自己敏锐而独到的见解。《写作方法入门》正是孙起孟先生在写作与治学方面个人观点的一个鲜明的表达，全书以问答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诠释了写作的规律，摒除昔日“作文课”一贯的枯燥与呆滞的状态。笔者所研读的《写作方法入门》是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先生教你写文章”丛书之一，该书同时收入了孙起孟先生另外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作文辅导书《写作方法讲话》，因此能够比较全面清晰的呈现作者深刻而卓绝的教育思想和写作观。“先生教你写文章”丛书作者还包括梁启超、夏丏尊、胡怀琛、高语罕、刘半农、叶圣陶、朱光潜、朱自清、章依萍、唐弢、张志公、朱德熙等20位民国以来垂范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大家。这一串响亮的名字，如夜空之上璀璨的明星熠熠生辉，几乎涵盖了近一个世纪的语文教育名家和国学大师。虽说孙起孟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始终不忘人师的初心，始终葆有教育家的情怀。无论从教还是从政，他都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在所从事的工作中取得辉煌的成就。未至而立之年的他，似乎早已立起了人生的风帆，他追求进步的思想，以教育救国，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在学问上不断精进，仅《写作方法入门》一书的出版即可窥见一斑。可以想见，孙起孟先生在写作教学方面的研究之深、影响力之大，该书至今仍具有相当高的写作实践指导、文本阅读和学术研究价值。

写作的命脉在生活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于写作者而言，生活中的好的写作材料是第一位的，远比写作方法和技巧重要。孙起孟在《写作方法入门》一书的《写作的材料》这一章节中用大篇幅内容阐释了生活对于写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其写作命脉称之亦不足谓其重要性。

“生活的际遇，并非一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拂之不必去，招之未必来，哪里是像编剧本似的要它有悲欢离合便有悲欢离合？而且平凡的、单调的生活和惊风骇浪似的生活固然不同，但还不是同在一个社会规律支配之下？要能忠实于平凡而单调的生活，平凡单调中自有真实的感情、真实的材料。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上提出‘手触生活’一说，这原是颠扑不破的见地。但怎样触法呢？有人理解为‘作者要写商会，便应参加商市生活，要写农村，便应参加农村生活’，这又变成一种偏狭而且本末倒置的意见了。作者不应为写作而生活，而应在真实的生活中写作，试想：在商市中、农村中，来了这么一个‘超然的’‘游戏人间’似的商人、农夫，那商市农村会成个什么样子？而且，为写作而参加的生活一定不是真实生活，不真实的生活对作者必然不成为真实的写作材料。”[1]^P85

孙起孟强调了在真实的生活中写作的重要性和意义，批判为写作而生活者的虚伪和荒谬，因其背离了真实的立场，“游戏”的成分颇为明显，严重阻碍了写作者对生活的本真表达与真实在场的感受力。

孙起孟对读者提出的“写作既离不开生活，那么一个作者到底怎样取材于生活”的问题的回答更是高屋建瓴，直指写作内核要义，他将其归结为三句极其精简朴实的话：“第一，有需要写时就写；第二，有不得不写时就写；第三，有熟悉深知的材料时就写。”[1]^P86同时他进一步补充说明：“你有说不尽的需要写作的时机，需要写作的时候是一定有材料的，要没有材料，需要也不会存在了。你要从生活需要里把握写作的材料，有机会不要放过，写作了一面是满足需要，一面也是对自己的习练”[1]^P86，“我们各个人的生活有相同地方，也必然有不同的地方。不论同与不同，各人总有自己特别熟悉深知的生活材料，人、物、事、理都可以。这一项为你所熟悉深知的，写下来，一定不会言之无物。从这句话，也可看出反面一层道理，就是，如果人、物、事、理，你还不算熟悉深知，这时最好你还是不忙动笔，而是用种种可能的方法去接触、研究，以达到熟悉深知的程度，只有对熟悉深知的东西，你才有把握写得对，而且写得好。”[1]^P87孙起孟指出了“熟悉深知的东西”，这正是每一个写作个体生活的真实性和感知的独特性，写作材料既是生活的体验，也是生活的馈赠，当写作者写他“熟悉深知的东西”，自然是如数家珍，游刃有余。反之，若是写他不熟悉不深知的东西，必然是隔靴搔痒，浮于表面，很难抓住事物的本质，亦难以抒写出自己特有的深入灵魂的生命感悟。写作者要想做到“把握写得对，而且写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取决于“熟悉深知”的程度。而写作者“熟悉深知”的事物正是其生活本身，换言之，写作的命脉在于生活本身。孙起孟在文中一再强调和反复论述了这一个重要的观点。

写作的旨归在作人

孙起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作文是为了作人”的重要论述，极其契合新时代教育事业的立德树人的目标。他在《写作方法讲话》的第三讲《作文和作人》里强调“无论是就作文的效用或者习练着眼，作文都得服从作人的需要”[1]^P90，他说：“作文的材料从什么地方来？从作人中来，从生活中来。作了文朝哪里去？还是回到生活里去，回到作人方面去。”“作文是一种生活的工具，帮助我们作人作得更愉快，更幸福，更正直，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别人的问题得到解决。”[1]^P90-91由此可见，孙起孟将“作人”作为写作旨归表达得十分准确通透，“人”真正成为文之要义，文之内核，文之追求，其“作人”之终极价值，是任何一个作者任何一篇作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凡是为写作所需要的，也没有不为作人所需要。譬如：我们不可以漫不经心地作文，难道我们可以漫不经心地作人么？严正是作文应有的态度，也是作人应有的态度。又如，我们主张写作之前要定计划，要订大纲，作人作事不也应该如此么？有计划，是作文作人两方面都需要的习惯。又如，我们主张作文要先受一些小动作的严格训练，小的地方决不许马虎，譬如搜集词语，要经常认真地做。这样的训练方式，又岂独适用于作人，作人作事不是正应该这样么？总而言之，我们主张作文是为了作人，人文是不易割裂开来的，作文是一套，作人又是一套，这是过去了的文人，一个现代的写作为服务工具的人是人文一致的，严格地要求自己作文和作人的合一。”[1]^P91纵观浩如烟海的人文历史，大凡青史留名的文坛大家皆为身正、德美，于国家大义和民族精神有气节有正气之士，他们或是香草美人之屈原，或是位卑不敢忘国忧的杜子美，或是怀才不遇而心怀天下的陈子昂、李太白，或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历尽一生坎坷却又旷达洒脱的大文豪苏子瞻，或是“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爱国诗人辛弃疾……试问哪一部传世之作不是由德行美好的诗人、作家创作的，当我们遥望灿若星辰的文学长空，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朱熹、辛弃疾、陆游、汤显祖、巴金、钱钟书等文学巨匠历历在目，虽然流年已逝，千万年的时空阻隔，如崇山峻岭，可谓道阻且长，但文学的力量是用之不竭的，他们至今闪动着璀璨的人文光芒，他们永葆常青与活力，他们的经典作品和堪称典范的文人形象都树立在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之上。中国文论讲究知人论世，文学创作者的作品与人品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反之，那些貌似优秀的佳作，因其作者的品行不端，皆被文学史无情地抛弃，这是中国的文学传统，亦是“以文化人”的文学使命，那些德行拙劣的文人必然遭受唾弃，其作品也必将不能流传千古。而看重人格修养的中国文学历尽狂沙拾到金般的淘洗，最终“立言以不朽”的文学家个个皆是各自所处时代的楷模，人民群众的引路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这正是孙起孟所强调的作文和作人的一致性，诚如他所言：

“对于作文作人两者关系的看法，正是摆在一切习作者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把作文和作人分开来，以作文作为增进个人利得的方法；一条是把作文和作人统一起来，以作文作为服务大众的利器。这两条路线是绝对矛盾的：前者是落伍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向，后者才是进步文化人的写作路线……作文既和作人合一，则作文正所以作人，再不是于作人之外，或者作人之上另有所谓作文。写作者要不再意识到我在作文了，天天在动笔，只觉自己是在向着作人的目标作事，这样才是作文作人合一的境界！”[1]^P92-93

孙起孟将作文和作人放在同等的位置，足见对文学养人，文学养心的重视。作文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方式和手段，惟有增强在写作中提升作人内涵的自觉意识，并以此精进个人修养，通过文字自省人生，以坚持不懈地作文促进作人的方方面面的提升，终极目标是修炼健全、完善的人格。这样把作文和作人合一的方式不息地有效地坚持推进，形成写作者的大境界、大修为，逐渐自我培养和塑造成一个有气度和内涵的大写的“人”，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迫切需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传承。

写作入门的方法论

孙起孟在《写作方法讲话》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谈论写作的方法，并且以《写作的基本技术》为题，所谈关乎写作者尤其是初入写作者的写作训练方法问题，能够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充分虑到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很富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方法。

其一，大力提倡“口头作文”。孙起孟指出“口头作文”对于我们的写作训练而言是一条现成的路，“是我们自己把它蔽住了，只要把这条路认清，我们的写作是准有办法的”，“我们关于作文，大家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一说到作文，我们联想到的仅仅是用笔在纸上飕飕地写那么一回事。作文只是“写文章”，除掉用笔以外，都与作文没有关系。这样错误的作文观念，造成两项不好的结果：第一，作文既非提笔不可，而提笔这回事又只是少数人在一部分时间内干着，因此作文这回事成了超乎平常人生活的工作，作文的人也就同牧师们一样地成了另一个人群。第二，用笔写的以外，既不看为作文，自然不会以对付写作那样谨饬的心情来注意与检点。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用笔作文的时候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此外我们同样地在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但不用笔，认真与注意的时候少，随便与忽视的时候多；这样的‘一曝十寒’，文章自然不会做得好。”[1]^P31-32这段论述清晰地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中割裂了“口语”与“作文”之间同为一种汉语言表达的亲缘关系，而是以极为迥异的方式区别对待二者，造成“作文”训练经常是凌空高蹈，缺乏必要的实践锻炼，而另一个方面“口语”训练之乱，其随意性对“口语”表达力的破坏显然十分严重。但是提笔“作文”的训练机会毕竟远没有“口语”频繁，若能将两者有效结合，充分利用“口语”的形式训练“作文”的内容，势必取得意料之外的功效。正如孙起孟所言：“事实上，我们作文，除掉用笔，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用笔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但有更多的人更经常地用嘴巴作着文章”，他极为反感那种“说嘴里说的是俚俗的，算不得文章，笔下写的是文雅的，这样才算是文章”的世俗浅见，指出“我们应该克服这样错误的观念，我们不要囿于成见，把自己训练作文的路弄得很狭隘。我们更要充分利用日常生活里决不可少的口头作文的机会。我们应该以很大的注意力来检点、商榷我们头口作文的改进。还请读者注意：我所提出的并不是一个补充的、辅助的办法，而是一个积极的、根本的办法。我提出这样的意见，并不是因为写作的机会无法得到，才想出这样“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办法，反是把它看作可以决定写作进退的‘根本大计’。”[1]^P33-34作者用了大量实例论证了口头作文训练的效用，乃是“根本的而非细枝末节的办法”。

至于口头作文训练方法，孙起孟认为除随时切实检点外，还需做到：“要约几个生活在一起的人相互批评，相互矫正，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方法。单靠自己是不够的，因为谁都有对自己护短的毛病，而且有好些错误，人家不提醒自己总以为不错的”[1]^P35，“在我们大家相互检点、批评说话的时候，可以注意内容与形式这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我们说话的通病，就是材料的没有组织，或者没有条理，乱七八糟，或者没有中心，废话连篇，当说的说得不够，不当说的倒啰嗦了一大阵……关于形式方面，我们说话也有几项通病，例如句子构造的过分的省略、词语滥用等”[1]^P36，孙起孟认为：“说话时不留心改，文章里要想免去这样的毛病，根本是很困难的。只要说话肯认真检点、矫正，便增加很多的训练机会，这样，作文没有不会进步的”。如作者所言，语言是综合表达实践的统一体，若是口头语言一塌糊涂，试想其书面作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能作出一篇篇优秀“作文”的人，其口头语言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口头”和“作文”这两者本就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共同支撑起一个人汉语言表达的网络，它们虽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本质都是语言表达能力的综合呈现，其能力水平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作文”能力的养成需要从语言训练的日常——“口语作文”开始日日练，日日新，有意识地训练在嘴上书写“作文”，加之在纸上不间断的“笔意纵横”，两者结合起来实战运用相得益彰，坚持不懈，从而以水滴石穿，聚沙成塔的姿势，逐步养成一个高水准甚至出类拔萃的优秀写作者。

其二，大力提倡“生活词典”。孙起孟针对“我们读了一些中小学生的作品时，往往觉得非常单调、累赘，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词儿重复得太多”，“欲求文字的优美，那更非充实字汇不可”等问题，他切中肯綮地提出搜集字汇要从实生活中求，而且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所谓“从实生活中求”即指“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注意各色各样人，无论在嘴上抑或是纸上，表情达意的字眼，是文雅的词儿也好，是俗恶的字眼也好，都得记录下来”，他还主张“每一个习作者都要准备一本簿子，经常地把所闻所见的词语录下来，单是录下来自然还不够，他必须不断地练习运用记录下来的词，在写作的时候，尤应尝试应用（但不应‘硬拉’），使每一个词，原是人家口中笔中的，消化成自己的骨和肉，这时不但不会有下笔枯窘之苦，而且用词巧当，还可以造出新的意境来。”[1]^P41-42如是观点很是切合生活实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若养成以生活为词典的良好习惯，向生活中索取和积累大量生动活泼的语言词汇，那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词源，这生活之舟将在人类乃至宇宙生命之海摇曳生姿，泛起无穷无尽的文字的涟漪，可以想见其间的“波光粼粼”，美妙的言辞是生活给予有心人的馈赠。

其三，大力提倡“书写大纲”。论及为何需要写作品的大纲，孙起孟在《写作方法入门》中写到：“组织、条理是作品的生命；写大纲，就是确定全文组织的骨干。这一工作非常重要：第一，有了大纲，好比造屋先奠定了屋基，不致东拉西扯，有漫无中心的毛病；第二，大纲既定，篇幅的比例、材料的增删都易于决定；第三，全文写就后往往难以检查其缺点所在，文章真是一种怪东西，自己看会越看越好，越读越顺的，在大纲中却易于检点，哪里应增，哪里没有联络，都可在这时候纠正。”[1]^P49同时，他归纳出两种常用的书写大纲的方法：一种是把所写的材料编成纲目，包括更小的子目，以达到“使所有的材料包括无遗，同时材料的从属配搭，又非常准确而和谐”的效果；另一种是“提问案”，即写作的过程按照提问的次序依次回答，进而形成一篇条理清晰的文章，所提问题类似于大纲。“读书、作文时的写大纲都能帮助自己整理思想，使之有条理、有组织，这是无可怀疑的。一切习作者，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1]^P51，孙起孟对写作者养成写大纲的习惯的重视不言而喻，作为当代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将自己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写作实践的真切体会与读者分享，与众人分享，这一番忠言与警语是对初学写作者的关爱，一份拳拳之心溢于言外。

综上，孙起孟力主倡导以“口头作文”为训练路径，以生活为源的词汇观，以书写大纲的组织形式，构建起自己严谨而高效的写作入门训练的方法论，这在八十多年前的中国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值得更多的研究者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孙起孟.《写作方法入门》[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4.

（作者系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徽学学会会员，徽学研究人才培养10303计划项目学员，休宁县商山初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