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汪晓东 胡景明 蒋养民
新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军队,它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不仅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立下了卓越功勋,还铸造了不朽的铁军精神。这一精神,既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党优良作风的生动展现。皖南岩寺作为新四军集结地、成军地和东进抗日出征地,既是新四军整编点验和军政训练的集结地,也是新四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大课堂。深入挖掘新四军的廉洁思想,研究分析新四军在皖南的反腐倡廉实践,可以为当下反腐倡廉建设提供营养,从中发现规律,并以历史为镜鉴,指导现实工作。
一、新四军在皖南的历史回顾
1938年2月至4月,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长江以南的红军游击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集中、整编。江北的红军游击队亦于此期间在皖西集中。4月4日,军部从南昌移驻岩寺。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全军1.03万人,下辖4个支队。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向苏南进军后,在皖南的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也先后从岩寺地区开赴苏南和皖南宣城、芜湖、铜陵、繁昌抗日前线。江北的第四支队开赴皖中的舒城、庐江、桐城一带对日作战[1]。从此,新四军在皖南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政训练和民运工作,直到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变”爆发。在国共合作的特定条件下,新四军在建制上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节制(第四支队属第五战区管辖)。面对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大背景和皖南国统区的社会环境,面对部队组成复杂的当时,面对国民党借合作抗日之名采取“溶共”的反动策略,如何不因作战指挥关系的复杂,而消弱或放弃党的领导,而出现队伍思想不纯、组织涣散等问题,而发生纪律松弛、腐化坠落现象,成为新四军首长和全体将士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政治保证。新四军在皖南期间,项英就指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则这种农民部队不但不能循着正确路线,坚持革命,任其自流,还会变成流寇土匪”。建军之初,新四军面临着政治工作薄弱,组织纪律不强,存在游击习气、山头主义、军阀作风等诸多问题,分析其根源,正如项英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中指出的:不能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理想信念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政治动摇,是造成腐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反过来生活上的腐败也是导致理想信念丧失,进而导致政治动摇的基本原因。这两者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要消除这一现象,就“要加强党的政治教育,从政治上来坚定动摇分子”。因此,建立健全政治工作机制,开展廉洁思想教育,强化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既是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新四军政治本色的基本前提,也是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治本之策。
(二)反腐倡廉是纯洁革命队伍的现实要求。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赴大江南北敌后抗战,但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参加抗日的阶级成员极其庞杂,各种不良的思想乘机而入,不可避免地侵蚀着这支队伍的肌体。一方面,不少农民参加新四军加入党组织,他们虽然积极性很高,但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落后生产方式的束缚,思想上并不纯洁。同期,抗日的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土匪帮会人员等等,也与新四军合作,有的加入了新四军,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恶习和歪风。另一方面,受江南所谓“温柔乡”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队伍中一些党员干部太平观念、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开始抬头,再加上国民党借合作之名想方设法采取“溶共”政策,用高官厚禄和金钱美色引诱,以至于出现了为声色财货所诱惑而腐化坠落的危险。
(三)反腐倡廉是夯实群众基础的重要保障。报国为民是新四军的立军之本,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强调的“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但由于新四军处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特殊时期,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之风盛行,已为人民所唾弃。面对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如果自身不注重反腐倡廉建设,就会模糊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认识,分不清什么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队,什么是国民党部队,把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混同为与国民党军队,必然丧失老百姓的信任,失去民心,从而失去坚持抗战的群众基础。
二、新四军在皖南的反腐倡廉实践
新四军无论是在岩寺期间集中改编点验期间,还是军部迁至泾县云岭期间,都非常重视部队政治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特色鲜明且富有成效的反腐拒变措施,并依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崇高坚定的信仰、守纪如铁的作风、严于律己的风范、惩治腐败的决心、亲民爱民的情怀、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核心的新四军廉洁思想,这是新四军发展壮大和华中抗日民主政府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坚持以思想教育为先导。新四军从组建之日起,就把教育看作是革命的基础,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灵魂,采取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方法,广泛开展马列主义教育和优良革命传统教育,项英、陈毅、袁国平等新四军首长不仅自身抓紧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且经常给军部机关、所辖部队讲课、作报告,对党员干部开展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提出具体要求。为加强对军队干部的培养,新四军军部到南昌后,即开始筹建成立教导队,并在1938年4月随同军部进驻皖南岩寺后,扩建为教导营,同年9月又扩建为教导总队,其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和培训内容均依据抗大总校有关规定,结合新四军的实际制定实施。[2]同时,通过建立政治工作组织,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强化对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和培训,使广大将士从政治上增强了党性,从思想上增强了免疫力,从作风上扫除了歪风邪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新四军屡克强敌、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坚持以艰苦奋斗为主题。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法宝。新四军一成立,项英就亲手为新四军编写了第一篇政治教材:《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3],对新四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军部还将“保持发扬优良传统”8个字作为新四军成立时核定的8个团的代号,如一团就叫“保团”,二团就叫“持团”……并于1938年底在全军发起了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运动,新四军各级领导带头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引领部队抗战。新四军军部到岩寺后,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内创办了新四军首个兵工厂:“皖南新四军修械所”。修械所由20多名铁匠、木匠组成,他们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将旧子弹壳和废钢烂铁收集起来,用于修理枪械、制配刺刀,还制造了大量的铁雷、石雷,充实部队武器弹药。
(三)坚持以亲民为民为宗旨。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岩寺整编期间,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军部和支队领导带头参加劳动,战士三五成群,分散到各家各户帮助耕田、插秧、挑水、砍柴。同时,新四军还在岩寺办起了农民夜校,穷人孩子进校读书,书簿笔墨由新四军提供,课本由军政治部编写。夜校除教识字、读书、讲授抗日救亡道理外,还教唱《国际歌》、《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叶挺、项英等领导始终把百姓冷暖挂在心上,经常深入民间了解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938年4月,叶挺率新四军军部从南昌移至到皖南岩寺,得知孤寡老人汪五婆患有严重的肺气肿,久治不愈,骨瘦如柴,叶挺带鸡蛋亲自登门探视,还派出军医上门为她医治。正是由于新四军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丑恶行径的鲜明对照,新四军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鱼水深情,“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这是当时在岩寺流传的民谣[4]。
(四)坚持以制度纪律为保障。新四军把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途径来抓,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期间,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的纪律和制度。在财经管理方面,建立并实行了预决算制度、供给制度、财政公开和统一制度,并在全军发起了节约运动,军部用命令规定了各项节约经费制度;在党纪军纪方面,根据抗战实际和中央军委对八路军的纪律要求,对过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修改,制定出了新的三大注意、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并先后颁布实施了《新四军十条军规》、《新四军经济制度》、《新四军财经人员十项守则》等规定,同时,新四军还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制度监督、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对队伍中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严厉查处。新四军规定:只要违犯了纪律制度,不论他资格有多老、官职有多高,都一律受到应有的处罚。新四军正是通过严格的制度和严肃的纪律,有效遏制和减少了贪污腐败现象,保持了廉洁亲民的良好作风。
(五)坚持以廉洁自律为准则。新四军各级将领严于律己,率先垂范,这是新四军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明显标志。首长们模范地执行新四军各项纪律制度,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以自身过硬的素质和行为,带动和促进了新四军廉洁风气的形成和发展。项英在工作生活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服装,吸的烟也是最普通的。他在招待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时,特地关照警卫员到事务长那里借三块钱,并交待说借款从他下个月的津贴费中扣除。陈毅与张茜结婚时,新房就是陈毅的办公室,一道布幔,几捆稻草,两个喜字,并请几个战士一起吃了一碗面,算是举办了婚礼。张鼎丞常常把自已津贴费用于招待请示工作的下属或来拜访的社会人士,开支很大,但他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允许去司务处或副官处那里领招待客人的香烟等日用品。正因为新四军各级领导廉洁自律,为全军树立了榜样,从而营造出新四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服从整体和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
三、关于当前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故有,思考如下: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深化教育打牢基础,坚决反对和抵制腐朽思想侵蚀。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环境十分复杂恶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高度重视廉洁思想教育,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队伍建设的思想基础,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并把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勤俭节约的习惯,作为坚持抗战,防止公务人员滋生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夺取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目标,经受住长期、复杂而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变化考验,如何消除化解党所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全党必须深入思考且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当下,一些腐败现象的存在,其表现形式虽然有多种多样,但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作怪,深究其根源在于一些人价值观的扭曲,思想道德水平退化。所以,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思想教育基础,以党性教育为核心,以道德建设为抓手,全面加强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引导激励党员、干部坚守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组织的纯洁性。
(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改进作风主动践行宗旨,坚决反对和抵制与民争利行为。新四军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之所心能够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官兵平等、自觉遵守纪律等优良传统,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形成了军民鱼水交融、团结一致抗战的局面。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工作法宝,更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总体情况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党内脱离群众、作风飘浮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党员、干部律已不严、从政不勤、作风不实,甚至私欲膨胀、以权谋私、与民争利、腐化坠落等问题时有发生,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蔓延态势。这些不良作风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针对这些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党的十八大作出重大部署,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精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以此为契机,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作风集中整治,积极查找并整改“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活动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推进改革完善制度机制。坚决反对和抵制权力滥用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继承和发扬红军时期纪律和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针对实际情况,先后在加强政治工作的同时,大力倡导廉洁奉公,制定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实践证明,是管用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还是制度靠得住,制度最管用。”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全会上也强调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只有把反腐倡廉工作与各项改革措施相结合,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税收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改革,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落实力,真正把权力放在“阳光”下,推动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才能始终保持反腐倡廉建设的生机和活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制度漏洞,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严格监督加大惩治力度,坚决反对和抵制腐败坠落现象。新四军在反腐倡廉斗争中,十分重视廉政监督和廉洁执法,不仅建立了党内监督制度,而且在根据地通过抗日民主政府颁布法令性文件和法规,赋予人民监督权力,并依法依规及时对各类贪污腐败分子予以严惩,确保了新四军的队伍纯洁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的廉洁从政。正如陈毅所言 “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严格的监督是防止党员和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维护党的纯洁性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党的十八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要真正实现“三清”,必须有畅通的监督渠道,并通过有效的监督来保障。惟有监督,尤其是群众监督才能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作用,形成监督合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同时,要严格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始终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有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力、监督制衡力、纠风的矫正力和惩治的威慑力,始终保持有效监督、有力惩处,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政不公、以权谋私和贪腐坠落等问题,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领导垂范带头廉洁自律,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特权观念。新四军清正廉明风尚的形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项英、陈毅、粟裕等一大批将领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廉洁自律的作风赢得了全体将士和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当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职业特权现象、行业特权思想以及领导同志的特权行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不仅与党的宗旨相违背,而且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败坏了党风政风民风、离间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自身做起,制定出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崇高风范,彰显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念,表明了从自身做起,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坚强决心,为我们进一步抓好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只有领导干部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严格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才能真正形成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局面,从根本上遏制和逐步清除特权现象,做到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注释:
[1]《新四军在安徽》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皖HF-2009-031 P1
[2]《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 P86
[3]《项英军事文选》中共党校出版社 2003年版 P614
[4]《铁的新四军——新四军在皖南岩寺》中共黄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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